一个电信诈骗村的诞生

在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刘远举看来，这其实是中国特有的非正式的社会规则的一种体现。“只要一个地方有一个人做了一件事情，并获取了利益，整个地区的人都会跟进学习。”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诈骗的区域化特征与一个地方的人占据一个产业是类似的，比如说申通快递、圆通速递等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均为浙江桐庐人开的。

在他看来，在这条独具中国特色的“产业聚集”背景下，如果相应的条件不成熟或者不完善，很容易导致价值观和是非观的扭曲。

在专家眼中，电信诈骗的量刑轻，惩罚小，正是不完善条件的一种。到目前为止，法律对电信诈骗犯罪定罪量刑仍是采用普通的诈骗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最低入罪标准为3000元，而电信诈骗往往都是从小额度开始的。另外，电信诈骗数额的调查取证有一定难度，“受害者与罪犯不在同一地区，我们做事也需要同其他地方的兄弟机构沟通，取证费时费力也费钱。”时兴国说。

防范意识的增强也是必须的，而这需要公安部门等相关机构加大事前宣传力度。“公众在接到诈骗或疑似诈骗的电话或短信之后要迅速向有关部门举报，从而对电信诈骗形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态势。”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而在全国人大代表陈伟才眼中，电信诈骗案件，运营商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位昔日的广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处处长离任后，依然对电信诈骗非常关注。

“基于我对各种案件的分析以及受害者的回访，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即他们会认定诈骗者是什么人、什么部门。”陈伟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很多实施电信诈骗者都会运用改号软件来伪装，骗取受害者的信任，“受害者甚至会打114查询，证实后深信不疑。”

问题也就提出来了。陈伟才发现，在2013年30万起电信诈骗案中，其中使用网络改号电话作案的占90％以上。他甚至拿出一个《2013年被骗100亿元电话诈骗利益分配图》指出，其中，运营商在这个“诈骗蛋糕”中获得10％的利益。

在他看来，解决电信诈骗乱象的一个重要的事情，是把虚拟改号的电话拦截下来，不能让这些伪号接通电话用户，而这是源头所在。“同一个地址发出数量巨大的短信，运营商肯定知道在做什么，但为什么不主动去作为？因为涉及自身的利益。”

在陈伟才眼中，运营商的责任远不止此。“一些员工非法出租网络电话线路参与犯罪；手机实名制未落实，警方每打掉一个电话诈骗团伙，都能缴获成百上千张无记名手机卡……”他罗列着这些已经烂熟于心的问题。

而在余干县，这些尚未解决的问题暴露得更为严重。吴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村子里从事诈骗用的宽带，都是专门定制的。“普通的宽带一年只需要六七百块钱，而用来诈骗的宽带需要向运营商交两千多元或者更高的费用。”

取保候审之后，李树芳和丈夫徐家力回到村里。村民得知后，都说李树芳傻，“在里面怎么能全交待呢？”李树芳不以为然，反而有些悔悟，“被骗的人也挺不容易的，都挣的是辛苦钱。”徐家力坐在旁边，话不多，他说最喜欢看的是白岩松主持的《新闻周刊》，“很正直，替老百姓说话。”

就在两个月前，白岩松主持的另一档节目《新闻1＋1》曾专门揭露电信诈骗，但徐家力错过了这一期，那时，他还在看守所里。

（编辑：应用网_镇江站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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